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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表示，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，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，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、消费者的关注。想不到的、谁也想不到，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。

想到的、看明白了的，那就层层刮风，层层跟风成风，所有“峰会”一个调，同样的口号一起喊，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，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。以下为周其仁教授在正和岛年会上的演讲搞编——

本文转载自高见学社合作公号：V俱乐部V视角

文章来源：正和岛

作者：周其仁

新年了，我不会讲过年话，想来想去，只好选了这个话题——“商界不宜仿官场”，希望不会扫了各位的兴。转型怎么过坎，涉及到很多方面，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，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。

这个题目来自一些直接观察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，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。教出来的学生，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，一部分到了企业，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。

我的观察不算严谨，只是一个印象，就是我们的商界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。

周其仁教授

昨天晚上听说这里有个“主席团会议”，我就冒出一个问号：干嘛叫“主席团”？一个主席还不够，还来了一个团？当然正和岛还不错，各地叫岛邻机构，不那么官化，但“主席团”，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？

还有动不动就叫“峰会”，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？当然不过一个名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。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，多少有一些关系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。

1官、商究竟有什么不同？

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，有官又有商，一个不能少。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，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。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官商两界？或者问，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？这个问题追下去，还蛮深的。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•诺斯，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，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里国家、政府、官场的作用。

简略讲，国家、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，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——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——的组织。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，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、机构、组织，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，强制性地增加成本。通过这么一招，来维持国家主权、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。